UCCA活动回顾丨李生平 × 王超：何为残障人士？

2023年9月，UCCA公共实践部联合“第五届星空艺术节——看见他者To See The Other ”，共同组织了一系列对话、影像艺术交流及艺术行动等项目。系列对话分别从历史档案梳理、电影文本细读、当代艺术实践案例探讨以及城市空间建构分析四个维度，体察残障人群在社会中的身份认同相关问题、洞悉 “身体损伤” “残疾” “残障”这些标签背后残障个体的真实身体经验、深入残障研究中具体而微的诸项议题。

其中，第一场对话以“史学视角中的残障人群——从指称谈起”为题，邀请到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候选人李生平与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王超进行分享报告，并展开对谈。

01

发言简述

李生平

《中国古代残疾身份的建构与演进》

李生平以《中国古代残疾身份的建构与演进》为题，开篇从以下问题切入：“今天怎么样才算一个残疾人？我们如何去证明？”我们可以从自然属性、公民身份，以及自我情感接纳等角度来界定，此外，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角度即为慕残心理。如果说现代残疾证是现今残障人士的身份证明，那在古代如何才能算作一位残疾人，古代是否又有残疾证，古代残疾人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古代残疾女性身份的成立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需要何种条件？通过这一系列发问，李生平展开关于残疾身份建构的议题讨论，以其关涉的性别议题与残疾前史为关注重点。

图1：UCCA× 第五届星空艺术节系列活动对话第一场“史学视角中的残障人群——从指称谈起”活动现场，嘉宾李生平（左）发言，羽逸手语工作室手语老师杨超然（右）进行中国手语翻译，2023年9月9日，UCCA报告厅。摄影：李小草。

与如今我们时常将悲悯、可怜、污名化、歧视等词和残疾相关联不同，在人神不分职、巫术盛行的先秦时期，披头散发的疯癫者，被认为具有一种“异于常人”的身体状态，但这种状态是非贬义的，因其被认为具有沟通天与人的神性。这些人一般作为巫者，从事祭祀，并享有崇高的地位。《礼记》中也记载了如盲人、聋人等其他残障者，担任礼乐祭祀等崇高的职能。然而，究竟为何后来残疾出现了污名化的意象呢？

李生平认为是在绝地天通、人神分职、社会劳动分工细化后出现了这个转折。残障者在劳动竞争中逐渐失去了优势，成为了所谓的弱势群体。比如《汉书·东方朔传》就记载了一些类似侏儒的残障者，他们无论是耕田、从军、还是打仗都不如普通人，乃至被认为其存在只是白白浪费粮食而已。另外，残疾出现歧视与污名化的意象，与中原地区的人对荒蛮地区的人所持有的另类想象也有关。如在《山海经》中，就将荒蛮地区的人描绘成身体畸形的人（图2）。

图2：《山海经》中将中原以外地区的人常常塑造为畸形。

由此可见，我们关于身体的信仰，对于身体的感知以及赋于它的特性，无论是本意上的，还是象征上的，都是被文化建构出来的，身体总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就是在刻写着文化与历史，文化被刻写在我们的身体上。另外，歧视与救助其实是相伴而生的一个现象——社会对残疾产生歧视，意味着政府将对这些被另眼相待的残疾者进行管理和救助，残疾者在国家和社会中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身份。但是与此同时，官方和民间的救助，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加深歧视，所以这是一种矛盾的关系。

残疾身份的正式出现应当可追溯到汉代早期。因基于赋役征发所进行的人口户籍登记与管理，主要是以身高和年龄为衡量标准。如果一位男性年届23岁仍然身材矮小，那他就会被认为是罢癃——汉代对残障残疾的一个称谓。此时，残疾女性的身份虽然仍未出现，但已经有了一些影子。战国后期到汉初的文献记载中，已经出现如“女子癃”这样的女子残障称谓，但在法律户籍制度意义上的残疾女性身份建构却还没有形成。究其原因，李生平认为是因为汉代的“罢癃”人口统计主要隶属于役籍的系统，劳役跟户籍系统只包括男性，不涵盖女性，那么作为制度身份的罢癃似乎就并不包括女性，所以才导致彼时残疾女性的身份并没有出现。

图3：嘉宾李生平在活动现场发言，2023年9月9日，UCCA报告厅。摄影：李小草。

而残疾女性户籍制度身份的出现，在魏晋时期初见端倪。如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就出现了残疾妇女免除傜役的记载。残疾与赋役制度相结合，构成残疾女性的制度身份。此时在户籍简牍上仅有对残疾类型的记录，而后到了唐代，则更加关心对于残疾等级的描述，将残疾程度分为残疾、废疾跟笃疾三级；其中，残疾最轻，笃疾最重。历史学家朱雷先生认为，这种根据丧失劳动能力与生活能力的程度对残疾等级进行强化与标准化，与为承担封建赋役时是否享有优待密切相关，其本质还是为了征发赋役或者说剥削。在唐代的诸多西域文书中，也有许多对残障者相应减免跟优待措施的记载（图4），其中既包括残疾男性，也包括残疾女性。

图4：于阗文书中表示残疾的特殊符号。唐代西域（新疆）于阗文书出现33个人名似乎都是丁男，但在个 别人名年龄数字后可见这样的符号。段晴教授认为，此符号表示“半”或“残”字，指示此人为半丁，即身体有残缺的丁男，只承担一半赋役。

报告的尾声，李生平对中国古代的残疾群体在社会中处境情况，展开了纵览式的简要回顾梳理。东汉时期皇帝诏书中有许多对救扶笃癃的情况描述，这些救扶往往是非制度化的、临时性的、带有赏赐性质的，一种在仁政的理念之下形成的临时救助。唐宋以降，贵族制社会逐渐瓦解，出现了士人社会，与此同时，出现了对“娶瞽”和“不弃盲妻”的鼓吹。这种道德教化，反映了彼时世人为了博取声誉、标榜清高的一种方式。这种消费残疾的现象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彼时，善会、善堂逐渐产生并且兴盛，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历史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这种善会、善堂的建设与发展，与地方士绅为了维护跟提升自身在民间的声誉而去积极倡办慈善事业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当然也不能一概否定这样一种善举。

最后，李生平总结道，把残障的特征跟特点建构为一种弱势跟劣势的过程，是古代制造弱者的一个过程。这意味着社会并不期待残障者履行相应的义务，由此他们只能获得较低的权利。古代对于残疾身份的认定其目的是基于征发赋役，远非现在意义上所谓的赋能。

图5：嘉宾李生平（左）在活动现场发言，羽逸手语工作室手语老师杨超然（右）进行中国手语翻译，2023年9月9日，UCCA报告厅。摄影：李小草。

王超

《近代中国的残障构想与社会现实》

王超的发言以《近代中国的残障构想与社会现实》为题，围绕残障者的身体、污名与保障三个相互关联的话题，以中国近代历史为经验载体，提炼分享了一些可以与西方社会权利运动发展出的残障权利意识相对应、更具在地化的问题与反思。

图6：嘉宾王超（左）在活动现场发言，羽逸手语工作室手语老师范娇娇（右）进行中国手语翻译，2023年9月9日，UCCA报告厅。摄影：李小草。

首先，王超聚焦晚清到民国初期的中国，观察彼时如何把残障看作一种特殊的身体表达，如何借助新的视觉媒介呈现新旧交替时代下社会对另类身体的想象。以晚清广州十三行的西洋画师林官（Lam Qua）在1836-37年间为美国首位来华医生伯驾（Peter Parker）所绘制的一批中国患者肖像为例，王超认为，有别于其他肖像对病体本身的刻画，这两幅手术前后的对比图（图7）展现了身体“由病入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身体通过牺牲其完整性达到了被治愈的目的。被治愈的身体通过自食其力达到“虽残不废”的目的。这不仅是在宣示西方现代医学的伦理观，同时，它也意在突破中国传统社会对残缺身体的排斥与对另类人群边缘性的制造。

图7：这是其中一例，画中的男子因左肩部肿瘤压迫神经无法正常工作，在伯驾的诊所进行了截肢手术。两幅图意在对比手术前后病体的疗愈，以及患者由病入残的转变。

在中国社会，残缺的身体所带来的功能损伤往往是造成个体被排斥于家庭与宗族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失去劳动能力、无法传宗接代而被排斥的个体，作为“废疾”人群，与“鳏寡孤独”这些失去家庭供养的人群一并成为儒家精英施善与教化的对象。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的残障者因为其所处的“临界状态”——徘徊于家族与社群之间——因而自发形成了以特定职业为组织的社会身份。这提醒我们在观察某一特定残障群体时，既要注意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又要将其放置在彼时的社会结构中反思障碍的生成条件，因为障碍绝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身体状态，而与整个社会结构有所联结。

以视障群体为例，在清末民初的广州，盲艺人通过将身体特性转化为某种优势，比方说口耳相传的技艺，并借助向商业化转型的近代城市环境塑造，创造新的社会地位与身份，但随着时间的推演，这类少数残障群体在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领域的扩张也会遭遇主流社会的非议。此处就与“污名”（stigma）的概念息息相关。污名之所以常常与我们的身体相连，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主流文化对其异质组成的深层焦虑。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将残障者与受歧视的少数族裔、有前科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这一些群体相比，认为其社会地位的贬损主要是源自现代社会对“不正常”身体的误解，主流社会对于少数群体的偏见，以及主流社会的个人所存在的对身体的焦虑。王超强调，污名是残障的核心，而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对身体近乎拜物教式的迷恋。

图8：嘉宾王超在活动现场发言，2023年9月9日，UCCA报告厅。摄影：李小草。

在民国初年的广州画报中，就有对盲人女性身体作为观看对象的焦虑的生动呈现。插画将盲歌女卖唱的市井形象通过男性的凝视、围观、猎奇，甚至狂欢的形式衬托出来（图9）。这幅图的评论揭示了对“弱势”的消费及其背后的病态审美。对盲女身体的描摹与想象也无疑加强了对瞽姬这个职业身份的污名化。这类评论往往被进步人士看作是出于人道主义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宗旨就是呼吁政府取缔盲女卖唱。但王超也同时认为，这种人道主义背后也反映了健全中心主义的逻辑，将残疾视为天然的障碍，将身体的污秽想象为社会的污染。这反映了污名的本质实则是社会主流群体对另类身体的物化及其消费所产生的深层焦虑。

图9：“盲世界”，《时事画报》1912年第六期。

同时，盲人的身体特征与职业身份在近代化过程中被刻意地与进步的观念对立起来。最明显的则莫过于“扫盲”这个词。在1920年代末展开的平民教育运动中，面向大众的识字课本将“盲人不能看的痛苦”与“能看但不识字”的痛苦类比，制造了“睁眼瞎”这种建立在盲人污名基础之上的歧视话语。在报告里所列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残障与技艺及性别的交叉，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会推动某一少数群体的社会身份转变，但主流社会对另类身体的污名化也会使其走向边缘和弱势。

图10：张謇与南通盲哑学校，开私立特教学校之先河。

随后，王超介绍了近代以来对残障群体的去污名化进程。它是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实现的。究其根本，近代的改革者认为传统的慈善模式无力使残障者摆脱贫困和被救济的角色。他们声称传统官办慈善机关，如养济院和栖流所，只重视养而非教，因此无法让残障人士真正自食其力。从由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设立的我国最早私人办学的盲哑学校（图10），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办的第一所国立的盲哑学校，民国政府通过福利手段对残障者的身体进行知识与能力的转化，是近代以来“残而不废”理念为残障者去污名化的一个重要发展。王超认为这源自于社会改革的残障构想是推动现代国家走向主导残障事业的主要标志。而在解放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动员残障人士参与生产与政治活动，去除“残废”等歧视性用语等方面都较之前有所推进。

图11：嘉宾王超（左）在活动现场发言，羽逸手语工作室手语老师范娇娇（右）正在进行中国手语翻译，2023年9月9日，UCCA报告厅。摄影：李小草。

在将残障围绕文化-社会-国家的三个范畴推演，并分析了在近代以来不同时段残障者的身份表达、污名化及针对去污名化的社会保障意识的兴起与发展之后，王超总结了史学视角对理解残障的启发。“残障”作为一个广泛且带有抗争性的概念，它的普及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流行于英美的残疾人权利运动。作为反隔离、反歧视的一部分，残障人士（最先以肢体障碍者为代表）从身体出发，区分医疗定义的身体损伤与社会构造的障碍（如台阶、悬挂物、无声信号灯等基础设施障碍），以达到摆脱生理决定论，捍卫并拓展残疾人社会权利的目的。因此，在我们当今熟知的社会模式中，理解什么是残障也就意味着将身体经验的病理化表达（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转化为社会构造中的障碍意识（我的身体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如何被制造的）。显然，这种解释模型要求我们绕开诸如伤残、病残、甚至老残这些带有将障碍意识个人化的因素，去批判地审视周边环境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然后通过行动试图改变。残障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现包容性社会的前提，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应对医疗化、污名、就业狭窄化等问题。

02

对话实录

UCCA × 第五届星空艺术节系列活动第一场对话“史学视角中的残障人群——从指称谈起”活动现场。左起：UCCA公共实践策划人刘令仪、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王超、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候选人李生平、羽逸手语工作室手语老师范娇娇。摄影：李小草。

刘令仪：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本场对话先由李老师从先秦汉唐开始谈起，延续到王老师对近代民国残障历史演变的论述。两位老师的分享，虽然所涉历史阶段不同，但其实有一脉相承的共通之处。比如两位老师都谈到了同一个问题，即“残缺身体”和“残障身份”这两个不同概念之间的辨析；前者是生理性的，而后者是被文化和社会所建构的。

既然本场对话的主题是从指称谈起，对中国残障史进行梳理，那我想就先从一个关于指称的小问题切入，请教李老师刚才的发言中所提到的“罢癃”的这个词，其中的“罢”是什么意思。“罢”似乎是通“疲惫”的“疲”，另外它的意涵中其实也涵盖了对流氓这样一个群体的指代。或许这种词源学角度上的分析，也可折射出一个群体的身份是怎样被建构，以及它背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如何。除了“罢癃”，另外有一个词“瞽”也在刚才王超老师的讲座中出现，不知道为何这样一个“上鼓下目”的字，可以构成一个去指涉盲人的词。

嘉宾王超（左）与李生平（右）在对话活动现场。摄影：李小草。

李生平：其实有些文化现象还蛮独特的。比如刚才王老师讲到，为什么让人获得知识的这个过程是扫盲，这是我们现代的事情。而在古代，我们都知道，做音乐的师旷（先秦著名音乐大师）是盲人。也有说舜的父亲是盲人；还有一个例子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失明了，他是怎么写史书的呢？但也有人说，古代可能没有双音节词，“失明”可能不是眼睛看不见的意思，而是一种说法。对于“瞽”，我也谈不上了解，其实刚才说这些都是一个文化现象。视力障碍在古代文化中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会把很多异象加在视力障碍这个事情之上。比如说佛教典籍会说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无明”，就像盲人，就像失去视力一样。在中古时期的道教文献《赤松子章历》中，你这一世的过错有多少，它会按照这个过错去划分你将要得到的惩罚。盲是很严重的一种。瞽，就是一个人用手去击鼓，底下是一个眼睛，一个目字旁。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我不是做文字学的，确实很难去解释，但我觉得可以在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背景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多说一点“罢癃”这个词汇，我刚才可能只是简单地阐释它为汉代对残疾的一个代称称谓，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在汉代到底是用什么称谓去指代残疾的现象，或者说残疾的这个现象到底有没有被那么正式地去被发现、被认知、被定义，或者去用一个称谓指称出来。在文献记载中，像“罢癃”的这个“罢”字，往往通“疲”，“疲惫”的“疲”。其实指的是身体衰弱的一种状态，失去能力的一种状态，但是“罢癃”也同时包含我们所说的地痞流氓，一些小混混，这就是很奇特的一种现象。那么汉代的罢癃，到底包括哪几种类型呢？可能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谓的七种残疾类型的分类方法，而是还包含很多，比如包括小便不利，这也是一种残疾的现象。但从我们今天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可能只是一种肾病。所以说残疾的称谓，它往往是一种附加了很多文化社会概念的集合体，是一种复杂的想象，一个概念。  

刘令仪：感谢李老师的回答。下面两个问题，想请教王老师。您在发言当中提到了，艺术史学习中也常涉及到的林官的医学肖像画。韩瑞在《图像的来世》那本书中，对这批医学肖像画有很详细的论述，留意到您之前发表的相关论文中，也引用了韩瑞书中的一些分析观点。韩瑞大意是想说这些图像的并置与对照，是如何在彼时的历史语境中制造出一种东方和西方、落后与先进、病态与健康的二元对立关系的。但您对这些图像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角度很新颖，您提到这种对比表现了一种“由病入残”的转变，以及呈现了一种“残而不疾”的状态，也就是说，虽然身体残缺了，但却是健康的。这点观察很有意思，想请您再展开谈谈。

“史学视角中的残障人群——从指称谈起”活动现场。摄影：李小草。

王超：非常感谢令仪，这个问题非常好。韩瑞确实想在东西方相遇的过程之中强调文化的差异。也就是当我们去看中国近代史的某些时刻，尤其是从1840年到19世纪末所展现的中西冲突和对立化。比如东亚病夫这个概念就是西方强加于我们民族的污名形象，把它对立于一个更加健康、进步、高等的、文明的西方。我认为如果细致的历史化这个过程，这一种解读存在一些局限性，而我在通过这个图想说明的问题其实是引发我们对完整性的反思。是到底什么是完整性？完整性既包括身体，也包括社会与文化对身体的认知。一个社会如何定义完整的人？或者用医学的话叫全人——全人是什么？就是你不仅要健康，也要在社会功能上健全。我认为这个对于全人和完整性的追求，其实在西方医学入华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的支配优势。为什么呢？从这幅图里面反映了一个道理，就是西医的合法性往往需要制造残缺来实现对健康的观念的表达。换句话说，健康即健全的观念并没有真正从西方医学之中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在思考医学定义的身体，或者是社会接纳的身体时，我们永远要对完整性进行质疑，不能假设西方的知识就代表着完整，而这种完整性又制造了一个不完整的一个他者。，我想把这种对立性转换为一个对称性来去理解，也就是说东西方相遇的过程展现了一个对称性（symmetry），这个对称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西方医学在介入中国的病人以及病体，在进行针对本土社会与文化的反思的时候，也吸收了中国一些东西，比方说对回归社会的强调，对术后的个体被当地社会所包容和接纳的重视。所以西医一方面是在挑战本土医学在医疗技术上的落后性，但同时它也在吸纳本土社会对于个体接纳的可能性。这种在地性的认知反映了传统观念也作用于现代知识的传播上。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思考我们跟西方的遭遇除了对立也有对称的可能，而如果从对称的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从今天所谈的角度来讲，就是关于身体的残缺和其完整性的表达，以及完整性应该体现在社会给予个体的包容。我们应该多思考社会是否完整而非个体是否健全。

嘉宾对话现场。摄影：李小草。

刘令仪：谢谢王老师，另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因为我对您讲座当中有一句话印象比较深刻。您提到污名是残障的核心内容，其原因是在于现代社会对身体近乎拜物教式的迷恋。想请您再简单展开阐述一下这个论点，以及您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以及您也谈到了现代公民身份的构建的两个层面，一个是生产能力，另一个是文化知识。不知道我们对现代公民身份的认知，是否与您所观察到的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关？

王超：谢谢令仪。我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的学者，包括一些残障人士去用污名这个概念解释主流文化与少数文化不可避免的一种碰撞，以及这种碰撞产生的权力关系。我可能想再补充的就是，污名这个词并不可怕。这个词从理论上来讲是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借鉴过来，用来解释焦虑的产生：为什么我看到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构造的这种身体，或者是文化，我就会产生焦虑？一个完全没有见过缺鼻子少眼，缺胳膊少腿的人的小孩子，当他看到非常规身体时就会被创伤化，因为这种非常规的存在完全超越了已知的经验范畴。所以污名就源自一个深层次的文化焦虑。我觉得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肯定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存在类似的焦虑。那么为什么我说污名它背后的本质是一种对身体的迷恋呢？就是因为在近代的这个过程之中，消费本身内含某种特定的机制，比方说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商业怎么样物化身体， 它就有非常清晰的逻辑。我们现在都在讲女性的身体很容易被物化、被消费，那么身体的差异也会纳入到这种消费的逻辑之中，并被展示。然后我提供的这些视觉文本就是在身体差异进行展示的过程之中，为不同观看者提供一个消费的素材。有的人就会抓住这个东西去进行批评，或者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的这么一个意图，有的人可能就单纯看盲女被众人戏弄、被观看、被调侃，消费被展示的另类身体。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身体差异被呈现出来，进而被赋予某些主流文化的价值，那么就会产生权力关系，而这些差异化的身体就会被主流文化所排斥，或者重新定义。比如说残障人士也一定要通过生产劳动和文化知识来实现转化，脱离消费残疾的状态，那么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主流文化创造的健全中心主义。

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特征，就是中国要通过发展工业经济来实现整个社会的人口质量的提升。当时的问题不仅仅是残障群体，而是带有弱势属性的整个的中国国民。怎么把这个“东亚病夫”转换成一个更健康、有能力的、更为优越的种族以实现强国的目的。所以中国近代的残障与国民性是一体同构的。这背后是由国家和社会对于身体的焦虑所驱动的，而焦虑所产生的物化逻辑激发了一个国族的奋起。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也纳入到了围绕种族优劣、人口质量等等的健全中心主义的叙事之中。

活动现场观众反应热烈。摄影：李小草。

刘令仪：最后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刚才李老师的讲座中也提到了，古代会将疯癫，或者说身体上具有某些残缺的人，常常与礼乐祭祀等神圣崇高的职业关联在一起。在现代社会，比如盲人按摩，大家会觉得格外地灵。对于这种将脆弱、边缘与神秘、灵异相关联的社会共识，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看的？这种对残障特征或特质的异化，或者说是特殊的联想，又或者说是刻板印象，不知道是不是也侧面映射出了，像刚才两位老师所提到的，一种对残障群体的消费？

李生平：这个可能跟先秦时期的职官制度有点关系。比如说在先秦时期，很多家臣，管理饮食起居等日常性事务，在身边服侍，负责抄抄写写、管理文书的人，称他为尚书，这些在后来的历史中演变成了重要的职务，而早期可能就是给家里面管吃喝，管一些日常生活。在这个绝地天通之前，一些官员他既是人间事务的管理者，也是与上天沟通的一个管理者。比如像巫师，往往可能就是在天子、君王的身边工作的，服侍君王的一些人，但是他同时也从事一些与天沟通的事情，而这就变成一种神秘的东西。在这里，我想提及一个现代的有趣的话题。我们今天观众席中在座的有蔡聪老师。他总是自我调侃说是一位非著名、非知名、非典型性的盲人。以前有很多人不熟悉他的人见到他的第一件事，就让他表演一个特技，一些绝技，比如盲人怎么拍照，盲人怎么化妆，盲人怎么去用身体舞蹈，盲人怎么做很多你觉得好像是盲人做不了的事情。那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我想在古代天人分职之前，这种神秘化色彩很重的时代，他们往往会让你在现实生活中觉得很独特的、很神奇一些人来做一些事情，使这些事情显得更加神秘。比如像我们今天能够想象到萨满的仪式，一些人可能就表现得像刚才那个图片中的青铜器上所显示的那种疯疯癫癫、头发竖起来、摇摆升起的状态，大家认为这样一种状态，就像是跟天人沟通了一样，很神秘的一种状态。我想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文化的特色。 

对话活动现场。摄影：李小草。

王超：我觉得李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因为他从制度的角度来讲怎么去认知这个所谓的“灵”，就是说这个残障带有某种异常的能力。我觉得现在学者对于什么是弱势，谁是弱势，怎么定义弱势群体等等的想象太单一化了。我们做残障问题的总在思考能否给大众提供一些对于所谓“弱势群体”新的理解。如果仅仅就把残障也作为一种弱势，那如何区分残障人士相对女性和低收入等等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弱势”这个概念把想突出的群体特征淡化了，而残障就可以提供一些新的经验和表达。我觉得刚才李老师说的就特别好，就是制度对于弱势的想象有某种需求。身体异常的人在制度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确实为制度本身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一个制度如果能够接纳异于主流的个体，并让他们在制度之中不仅能存活，还能发展得非常好，这对于这个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和它的自我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从制度角度怎么样探究残障对我们的启发是很重要的。我也发现，除了国家，社会对于残障身体的想象也有很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就有可能把这种想象建构成一种优势。比如盲人所持的这个盲杖，以前它就是一个竹杖。它的使用会很多、很丰富，比如如何敲击地面，怎么去用手持拿，怎么去展示作为一个盲人的不同职业，以及具备的不同技能等等，其实都有从物质层面发挥的可能性。这个是长久以来内嵌于文化之中，可以被主流社会所认知的。以盲人术士来讲，我看到有记录认为盲人只要在街上击打地面，其他的行人一定要绕开，原因在于盲杖敲击的方式反映特定职业背后的权威。有些人他会怕盲人，看见盲人走在街上经常击打地面，觉得这个盲杖是在沟通地上跟地下之间的两个世界的方式，而只有盲人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认知有可能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就是主流应该如何认知残障者的社会身份，并且尊重残障的文化差异。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制度来讲，还是从社会的观感，大众认知方面来讲，残障的历史有助于丰富我们已知的经验，对身体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 

李生平：王老师刚才从理论上总结了一些，您刚才的发言使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对一个圣明君主的塑造。底下人会汇报说某地的一个盲人复明了。这就被认为是这个君主圣明的一种表现。这个可能古今中外都有吧，像苏联时期，为了表现领袖的英明，可能会塑造某个盲人复明了，以及他复明之后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要感谢领袖。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我想我就补充一下这个原理。

活动现场观众。摄影：李小草。

*以上文字根据活动现场录音整理，经嘉宾本人审阅。

因文字篇幅所限，完整活动视频请移步UCCA视频号回看。

整理：刘令仪、蔡镕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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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A × 第五届星空艺术节系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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